评论热咖啡事件

我也是北妹，幸运的是，我逐渐适应了南方的天气和生活节奏，过上了较为安定的日子，并奢侈地拥有着精神生活。学校是一个特别能凸显移民城市特质且价值观较为多元的所在，这也是我身处深圳而身份焦虑感不严重的根本原因。由于并未长久地被生存问题困扰，我关于“北妹”的屈辱体验并不多，而且平心而论，深圳不算个排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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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东热咖啡事件

第一次听说“北妹”这个词是在一部胡打乱闹的香港电影里。电影名字早就忘了，只记得父亲租来一摞录像带，大抵是港片，在家里的录像机上一部一部地放。彼时年纪尚小，却凭直觉感受到“北妹”这个说法透露着的揶揄、轻蔑和敌意。愤怒，接着又释然，作为一个生活在北方的北方人，这种不友好即使存在，也离我太遥远了。

我终究还是去了南方。四月，沿着京广线迤逦而下，一天一夜后，火车在一片浓绿中停住了。透过车窗，我看到叶片阔大肥厚、长势嚣张的亚热带树木。原来南方就是一个植物绿得饱满、绿得恣意、绿得水气淋漓的地方。伴着绿海而来的是热浪，空气湿哒哒地粘在身上，北方最热的日子也不会让人感觉这么不舒服。

第二天，在满目碧色中，我上火了。多么直接准确的表达，确实是换了一方水土。每个北方人来到此处，都要先找一间凉茶铺。我张开嘴巴，露出红肿的牙龈和喉咙。深目削颊的老板娘看了一眼，说，茅根水不行，甘草茶没用，二十四味还不够，喝癍痧吧。

癍痧的颜色浓黑如墨，癍痧的苦可令日月无光。我永远记得喝癍痧第一口时的感觉——舌头一哆嗦，脖子短了，苦味漫开，接着整个人变成一颗风干的小橘子，缩缩着，紧巴着，往小里逃命——好像猛虎压顶而来，只能往小里逃命。

癍痧这两个字，粗粝，浑浊，狰狞。绿得铺天盖地不知疲倦，是深圳。癍痧，也是深圳。

坦白说，在深圳一所高校任教职的我，对“北妹”的屈辱体验并不深，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南方的闷热，南方夏天的没完没了。树木终年常青，花朵四时不谢，初来乍到，颇感新鲜，长此以往，怅然若失。至今，我身体里仍烙印着春夏秋冬的轮转，四季在身体里确乎有记忆，何时舒展，何时敛藏，何时张开，何时紧闭，自然，也精准。当被置于两千公里之外时，它一度茫然、迷惑、惊恐、紊乱，艰难地调节，被迫地顺应。常年肿胀肥大的咽喉和敏感的气管，是湿热南方给我留下的烙印。我曾听过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南方的水含硫量高。从此，我总能看到，清凉的水里包裹着一团火，一股霸道的热气。

学校里的老师大都是外省人，来自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等地，当地人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起初，我为自己糟糕的粤语水平忐忑难安，但很快就发现，语言劣势对我的授课和人际交往谈不上影响，校园里通用的话语体系是普通话。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两三个当地老师聚在一起时，会旁若无人地用粤语聊天，声音突地变得很响亮，他们的关系也无端亲密了起来。那样的时刻，我表面平静，内心却有一种被排斥感，以及努力倾听却听不懂的羞愤。好在乡党和方言在校园不成气候，学校里挺适合过半隐居的、内心自由的生活，同事关系比较简单，除去上课，尚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家里看书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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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深圳，不能免俗地要时常去香港购买日用品。我曾在旺角的一座座老楼里，遇到另一种语境和情境里的“北妹”。北妹的招牌醒目招摇，硕大的“北妹”字样下面，是种种淫猥露骨的描述。顿时，我感到耻辱迫近了我。心惊肉跳，无地自容，没处躲藏的慌乱，只能急步走过。

在词语的世界里，“北妹”这个词是形而下的，散发着直接来自身体的腥膻感。某些当地男性谈论北妹时，脸上会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和穷极狎昵的表情。“北妹”本身就是个形容词，代表着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商品的清鲜，有一种类似于异乡特产和海中生鲜的清新感，风味独特鲜美，其二，作为商品的低廉，本地人凭借地域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可以毫无压力地消费享用。

2004年，盛可以的小说《北妹》出版，距离她客居深圳已有十年。在这部小说中，盛可以用活蹦乱跳的语言描摹身体和性事，小说的章节标题也不避通俗浅白，这是她对堂皇的文学秩序的一贯挑衅。钱小红的胸部是窥探北妹南漂生活的一个高清广角猫眼，也是擦亮中国城市化历程中人性和欲望的一块绒布。盛氏以其强烈风格化的语言和带有异端色彩的思维方式，重建了“底层”的身体伦理。

钱小红的身体观是个奇异的混合体，一方面，她宣言道：“情欲不是肮脏的，交易才是可耻的。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多么正常啊。”她从身体到性意识都很早熟，体内充满凶猛而诚实的“力比多”，她是“天生的洗头妹”。另一方面，表面豪放的钱小红，实际上却守身如玉。她的生活颠沛流徙，从事着动荡的服务性职业，先后混迹于发廊、工厂、宾馆前台、妇幼医院窗口、计划生育宣传室，她的身材始终是男性注目的焦点，她遭遇过看似无意的揩油，也遭遇过矮男人预谋已久的突袭，但她始终固守自己的底线。从这层意义上说，钱小红是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物，一个不合时宜的贞女，始终保持着赤子的清洁和纯真。结尾的一幕惊心动魄，钱小红的乳房忽然变得无比沉重，她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这一幕魔幻而又荒诞，作为女性特征的丰乳，没有为钱小红带来幸福和荣耀，而是沉重的负累，是她追求自由独立的障碍，也意味着她将经受更多的肉身磨难和精神煎熬。盛可以笔下的北妹书写，带有某种羞涩而纯洁的气息，散发出某种希望和理想的光泽。

盛可以的路数是杀气腾腾、刀刀见肉；语言脆爽，过程紧张刺激、精彩好看。我猜想她在写作《北妹》时状态非常好，手可能都跟不上脑子，这样急促而又激动的状态，语言上略显粗糙，但另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向外焕发的才气。

吴君的小说则呈现出不同的文本质地，她善于不动声色地蕴蓄力量，正当你有所懈怠时，忽而凌空暴起，穿心一剑。2009年，吴君写出了《复方穿心莲》，2012年，她又发表了《富兰克恩》。当人们认为“北妹”题材很难花样翻新时，吴君用她的写作证明，“北妹”仍是丰厚的文学资源，沉静地等待着有“心”作家的发现和开掘。盛可以的《北妹》有很多情节都对男权意志进行嘲讽和批判，即使办暂住证的一个细节，也彰显出男权的意识形态，吴君的创作则愈发深广忧愤，“北妹”们的职业更加多元化，“北妹”的陷落也从身体扩展到心灵。吴君的叙说，充满了寒意与巫气，不留什么余地，也无犹疑和虚饰。吴君的小说里，有一种特别绝望的东西，有一种冷酷的幽默感，把人伤透了，几乎叫人万念俱灰。她对人性有着透彻的把握，读她的小说，几段就一个真相，都是人们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深究的东西，她一一戳破，让其赤裸地袒露，继而破碎和幻灭。写作的吴君也是尖刻的，非常之尖刻，没有虚活儿，没有欲语还休。

《复方穿心莲》将两个女性人物双线并置，明暗交错，彼此参照，产生了一种叙述上的张力。表面上，一个业已成功登岸，一个尚在苦海泅渡，一个是全职妈妈，良家妇人，一个是酒店妈咪，风尘女子，而随着故事推进，险恶的真相层层剥开渐露峥嵘，方小红和阿丹两个北妹的生存方式并无实质差别。这个故事最初给了人希望和光明，末尾又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清醒和直接，使得小说的杀伤力以几何级数增加，爆发出来的力量也很惊人。方小红拥有知识和代课教师的职业，这是她改变命运和获取尊重的筹码，可事实上，婆家选择她只是基于“优生学”的考虑，作为繁衍工具一旦生下孩子，其剩余价值就被透支，“尊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甚至连亲吻自己孩子的脸都引起家婆的不满。小说中有几个细节格外残忍，如北妹努力说本地话时脸部的表情是扭曲的，“嘴变了形”，“两个肩膀也不平”，如阳光下闪烁着柔润光泽的荷兰豆，北妹们明明熟悉这种可爱的豆子，却因为本地人的偏见“这种东西北方绝对不可能有，你们北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菜呢？要是放到北方根本不能活。”只好假装不认识“高档洋气”的荷兰豆。荷兰豆是一个苦涩的意象，在方小红眼中，它不再是甜脆可口、老家里遍地都是的小扁豆，而“像极了她吃过的那种苦药”——复方穿心莲。穿心莲，穿心一剑，这些细节仿佛致命的利刃，划破温情，充分传达出人性的阴暗和阶层融合的艰难。小说里，北妹在身体层面上依然被侮辱与被损害，但吴君继续往幽深处开拓，通过对本地人强势语言文化的意义，隐喻着北妹失语无根的困窘处境。

相比较而言，我更推崇《富兰克恩》里的“女奴”形象，潘彩虹这个人物在北妹叙事中堪称经典。吴君说这部作品的源头是一则社会新闻，东莞某酒店失火，客人们四散逃跑，在如此紧急的关头，女店长不是本能地逃命，而是跪在地上哀求人们别乱跑，别打碎老板的桌椅财物！在信息海量的时代里，这则短小的消息本不会有任何回声，它瞬间即被淹没，但天赐神缘之下，吴君在这则豆腐块新闻里，发现了属于小说的惊人动力，显然这则新闻里藏着个能量骇人的小炸弹，杰作就这样诞生了。

吴君最拿手的是细节，她的细节书写像针刺，扎一下不疼，但一针一针朝一个地方刺下去，伤口越来越深，疼痛也剧烈起来。小说中，潘彩虹是个颇具社交智慧和工作手腕的酒店经理，她处世灵活，精明干练，迎来送往，滴水不漏，是老板庄汉文倚重的头号干将，也是下属巴结恭维的对象。表面上看，她在起点不高的情况下，凭借个人奋斗取得辉煌的成功。事实上，这个人物信息量非常大，意蕴非常丰厚，她同时也是遭受多重损害的人物。从性别属性上而言，为在男人面前维持清新鲜嫩的假象，她隐瞒了自己“已婚妇女并育有一子”的身份，让从北方过来探亲的丈夫和儿子藏在出租屋里。从社会属性上来说，潘彩虹依靠工作能力获得晋升，她的梦想是真正“进入”深圳，买房置业，让儿子入读深圳的学校，但靠个人奋斗获取体面生活的理想只是个大泡泡，老板视她为工具，一旦无用则弃如敝履，同事则恶毒地嘲笑她，背地里称之为“flunkey”，富兰克恩——穿制服的狗，老板的奴才。从灵魂层面上来说，潘彩虹的奴性是一种发自真心的“自觉”，昭示着个体生命意识的彻底丧失，她内心的荒芜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沙漠，触目惊心。

为了完成从乡村妇人到城市女性的转型，潘彩虹做出了全方位的牺牲。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她与生俱来的母性和女儿性，都被“奴性”覆盖了，都是“成功”的代价，而所谓事业所谓晋升，恍如春梦一场，虚妄无比。

从奴隶社会至今，社会的前行发展就是个体不断解放的过程，但时至今日，“潘彩虹们”无比清晰地存在着，让人心痛，让人不寒而栗，生活竟将一个鲜活的女人扭曲到这种程度。《富兰克恩》称得上是“撄人心”的作品，潘彩虹这个小说人物的价值，将在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的进程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其宏大的著作《落脚城市》中，通过巴西和印度的两个家庭，向读者展示出一条移民晋升为中产阶级的道路，这个章节的题目就叫做《迁徙的终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文中他提到：“对于乡下移民而言，晋升中产阶级并非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是历史上的常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期间，这种现象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历历可见。”然而，吴君藉着小说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即使拥有过人的才干和能力，即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即使卖了自己的身体也卖了自己的灵魂，上升和流动依然无望，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个被凝固的阶层，她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复方穿心莲》里，方小红离家出走，又毫无悬念地回来；《富兰克恩》里，潘彩虹像祥林嫂一样肯做肯下力气，却连劳动的资格都被剥夺。吴君关注普通人身上“恶”的力量，尤其关注同类间的戕害，同类最相知，同类亦相残。害死祥林嫂的是“无主名的杀人团”，其中阶级姐妹柳妈功不可没，而对方小红和潘彩虹做出致命伤害的，也是亦敌亦友的“北妹”。

北妹，北妹。并非危言耸听，请让我引述小说家的原话来说明潜隐于移民城市中的坚硬而深重的隔阂。人们早已错落混居，又却互设心防，“老死不相往来”。

“你们是不是经常要吃窝窝头啊？”

“那你们也没热水，是不是一年才能洗一次澡呢？听说有些人一辈子才洗一回。”

吴君的文字，像裹着一层风霜，肃杀，透出冷冷的白光。

我也是北妹，幸运的是，我逐渐适应了南方的天气和生活节奏，过上了较为安定的日子，并奢侈地拥有着精神生活。学校是一个特别能凸显移民城市特质且价值观较为多元的所在，这也是我身处深圳而身份焦虑感不严重的根本原因。由于并未长久地被生存问题困扰，我关于“北妹”的体验并不多，而且平心而论，深圳不算个排外的城市。说起来，我的家乡人，不也仇视和反感南方吗？是与生俱来的，又是想当然的。人们的观念牢不可破，认为南方充斥着狡诈的骗子和胆大包天的投机客。九十年代初，城南有一家温州人开的上海美发店，理发师设计的发型洋气时髦，风靡全城，姑娘媳妇们都乐意去店里剪烫头发。做好了发型，心里虽然受用，骨子里却瞧不上那几个理发师，背地里喊她们南蛮子。在我的家乡，凡是南来的外地人一律称之为“南蛮子”，她们的口音、肤色、饮食习惯、娇小的身体都是一种异质的存在。

谁人不是他者。

大学生、打工妹、心怀梦想者、在老家没混出来憋着一口气的，一批批又一批批地来到深圳。迁徙是现代人必须经受的磨难，无关性别、学历和户口性质，一种诡异的风向把人们往一个地方吹。她们，他们，是深圳人口基盘的重要组成部分，惊魂未定，前途未卜，却又顽强地生活在这里。

显然，这种分化和裂变还将从更多的层面上持续延伸，注定要有越来越多迁徙的人承受着具有“现代意味”的疼痛，是趋势也是必然。这种主客的对立和隔膜，并非今日肇始，也非我城专有。只不过如今的城市移民，除了在异乡受到误解和刺激时泛起的阵阵酸楚，还多了一层回到故里仍是客的惶然难安。

自我调适，随遇而安，是现代人精神免疫系统必须能自动制造出来的抗体。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蔡东，作家，评论家，现执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天涯》《当代》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鼓励。